1949年，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，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，于是，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。没想到，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，他却被两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给救走了。
1949年秋天，成都城里风声鹤唳。国民党败退前夕，像疯了一样搜捕地下党，只要被抓进将军衙门监狱的，十个有九个都出不来。
朱君友躺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，身上没一块好肉。毛人凤手下的那些特务，用蘸了盐水的皮鞭抽他，用竹签子扎他指甲缝，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天一夜——就为了问出成都地下党的名单。
可他一个字都没说。
倒不是他有多坚强的革命意志，主要是他真不知道。他是做情报传递的，上线下线全是单线联系，他知道的几个人早就撤了。他唯一能交代的，就是自己家的米铺、布庄、还有那半个成都都叫得上号的“朱半城”家产。
但这恰恰是毛人凤最想要的——朱君友他爹朱大爷，是成都商会的会长，有钱有势，要是能逼朱家拿出钱来“赎罪”，那可比杀几个小喽啰实惠多了。
可朱君友硬是没松口。他知道，一旦自己开了这个口，朱家的钱保不住，那些拿钱保命的同志也得跟着遭殃。
行刑的日子定在了12月6日。头天晚上，狱警把名单念了一遍，朱君友的名字在第一个。他听着那个“朱”字从狱警嘴里蹦出来，心里反倒平静了——这一天早晚要来。
他把身上仅剩的一件棉袄脱下来，塞给旁边冻得发抖的年轻狱友：“拿去穿，明天我走了，用不着了。”
那小子是川大学生，因为贴传单被抓进来，吓得直哭。朱君友拍拍他的肩：“别哭，明天枪一响，就什么事都没了。”
夜里十点多，朱君友迷迷糊糊快睡着，忽然被人一把捂住嘴。
“别出声！”
他睁开眼，借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，看清了来人——两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，肩章上扛着星星，是正儿八经的特务。
朱君友心里一沉：这是要提前提审，还是直接拖出去毙了？
两个人架着他往外走，经过几道岗哨，哨兵居然连问都没问。一直走到监狱后门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儿，车门打开，一个女人扑过来——
是他媳妇，刘玉芬。
朱君友愣住了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刘玉芬一把抱住他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你这个死鬼，吓死我了……”
两个特务收了钱，低声说：“快走，天亮前我们换班，瞒不了多久。”
朱君友这才明白，是自己家里人拿钱买通了这两个特务。
车上还有他弟弟朱君义，开着车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在成都的巷子里七拐八绕，最后停在一处不起眼的院子里。
朱君友被扶下车，浑身的伤疼得他直抽冷气。进屋坐下，喝了口水，他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——
自从他被抓，刘玉芬就四处托人，可毛人凤亲自督办的案子，谁敢插手？最后还是朱大爷舍了老脸，找到当年生意上有来往的一个人——这人现在正是毛人凤手下的一个处长。
条件是：五万块大洋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
朱家把能动的钱全拿出来了，连刘玉芬的嫁妆都当了，勉强凑够五万。那个处长收钱办事，派了两个亲信去牢里“提人”，用的是“另有要案需转押”的借口。
就这么简单。在那个乱世，一条命，值五万块。
朱君友听完，半天没说话。他想起牢里那些兄弟——明天他们就要被押赴十二桥了。
“还有没有办法救几个？”他问。
朱君义摇头：“哥，钱没了，人也找不到了。那两个特务回去就说人已转押，这事儿瞒不过明天早上。毛人凤知道了，他们俩都得跑路，哪还敢再伸手？”
朱君友不说话了。
第二天，1949年12月7日，成都十二桥。
32个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杀害。枪声响了半个多小时，鲜血染红了桥下的河水。
那些名字朱君友大半都不认识，但他记得那个川大学生，那个穿着他棉袄的小伙子。他才十九岁，家在绵阳，爹妈还在等他回去过年。
解放后，朱君友活了下来。他当过成都军管会的干部，后来调去搞经济工作，一直活到八十年代。
可他这辈子，心里始终压着一件事——那32个人替他死了。
每年12月7号，他都要去十二桥，在桥头站一会儿。年纪大了走不动了，就让孙子扶着他去。孙子问他：“爷爷，你站这儿看什么？”
他不说话。
他只是觉得，当年要是没那五万块大洋，他也就跟那些人一块儿走了。凭啥他就活下来了？凭他家有钱？凭他有个好媳妇好兄弟？
这不公平。
可这世上，哪有那么多公平。
后来朱君友老了，把儿孙叫到跟前，说：“我死之后，墓碑上别写别的，就写——朱君友，十二桥遇难者之友。”
儿孙们不懂，他也不解释。
有些事情，他自己记得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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